先解釋“古籍”的“籍”?！凹痹谶@里就是書，“古籍”是古書的雅稱。什么樣的東西才算書，殷商時龜腹甲、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辭，并未構(gòu)成書。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“金文”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，盡管有時為了夸耀自己的功勛，文字很長，但其性質(zhì)仍和后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，也不能算書。

時代久遠，傳世孤罕的書籍，自然珍貴。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，反被視為珍貴版本，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。本來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。這就在實際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認為，從廣義的角度說，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應視為珍本；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，文物價值為基礎，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，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。文物價值、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，無疑是善本；有時候，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，也應視為善本。

春秋末戰(zhàn)國時編定撰寫的經(jīng)、傳、說、記、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。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（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），廣義的下限是：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(nèi)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，例如舊體詩文集、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，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。

到了隋唐，受科舉制度的影響，傳鈔寫本書極盛，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；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，中國圖書事業(yè)邁向全新的局面。

然而,水火之事,防不勝防。如唐初大圖書散佚事件，就是隋代在洛陽的藏書副本多達8萬卷,李世民蕩平王世充時,只剩下8000余卷了,下令由宋尊貴將所獲圖書,晝夜用船載監(jiān)運至長安,可惜運書之船在“西致京師,經(jīng)砥柱舟覆,盡亡其書。” [12]

兩宋是中國圖書業(yè)發(fā)展的重要時期，編書、刻書、藏書風氣大盛，官府、私家、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并行。

明、清兩代，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、物力與人力，主導編書事業(yè)，二十世紀初，西方印刷術傳入，中國圖書事業(yè)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