傳，即傳授講解的意思，《春秋》有三傳（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谷梁傳》）。傳有的闡明大義，有的引申未言之意，有的逐句解釋。古語云“圣人作其書，賢者作其傳”。傳有內(nèi)傳、外傳、大傳、小傳、補傳、集傳之分。 注，取義于如水注物，對文字古奧、文義艱深之處，略疏典故。注也是通用的注釋名詞。

因此，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。當(dāng)然，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。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(nèi)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，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，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。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，才不叫古籍，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。 中國的古籍在數(shù)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。此外，還有用滿、蒙、藏、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，也是中國的古籍。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(xué)問，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。

時代久遠(yuǎn)，傳世孤罕的書籍，自然珍貴。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，反被視為珍貴版本，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。本來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。這就在實際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認(rèn)為，從廣義的角度說，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應(yīng)視為珍本；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(xiàn)價值，文物價值為基礎(chǔ)，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礎(chǔ)上得出的，藝術(shù)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。文物價值、文獻(xiàn)價值與藝術(shù)價值都高的古籍，無疑是善本；有時候，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，也應(yīng)視為善本。

“古”是相對于“今”而來的，未采用現(xiàn)代印刷技術(shù)印制的書籍，皆可稱之為古籍。 [2] 當(dāng)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，借以記錄知識、傳播思想，圖書才開始出現(xiàn)。在《中國古籍編撰史》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(gòu)件： 知識信息； 著作方式； 文字； 物質(zhì)載體； 文字制作技術(shù)； 裝訂形式。